刑事责任能力属于犯罪构成中的主体要件，而罪过属于犯罪构成中的主观要件。

其中审判方法往往既有智慧又有经验。因为法官需要的不是武断和反复无常的标准，需要的是‘能够按照理性实践而形成并检验的标准，而不是一种纯粹的武断行为或意志行为。

如果从法的理念角度来看，法官在审判中的智慧是要通过司法实践的锻炼得到增进的。如果美德是智慧，它便是不可教的。所谓固有属性是事物独自具有的属性：一事物无论是自身独处，还是与他物发生关系，都同样具有固有属性。[18]（P323）美国哲学家麦金太尔揭示了美德的多样性，并指出所有的美德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显然，在司法活动中，法官法律知识的运用要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结合起来。

这句话适用于所有法官。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在他们对‘自然（形式）的解释中发现了正义的基础（数的原则），赫拉克利特由于意识到‘普遍者的稳定性而强调了人类法律的最高权威。个体在这种立法模式下仅表现为家庭这一人格体的构成部分，他完全被家庭所吞没，没有作为独立存在的价值而被法律所关注[1]。

另外，美国最高法院在Washington v.Glucksberg案的判决中所表现出来的颇可玩味的态度，实际上也表明该院正面临与德国同行们同样的困境，该院一方面拒绝了被告所主张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赋予个体的自由利益内涵这样的权利，即神志清醒的晚期成年病人享有在内科医生帮助下实施怜悯死亡的选择权，另一方面又认为各州在事实上不允许某人自杀而置其于极端痛苦的境地也是违宪的[39]。而近代以来的伦理性法律人格制度则采取了与之截然相反的个人主义态度，它着重强调个体依自由意志为行为。这样的法律的命运正如贝卡利亚（Beccaria）所说的那样，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情感的法律的命运，就同一座直接横断河流的堤坝一样，或者被立即冲毁，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涡所侵蚀，并逐渐地溃灭。这些基于一般人格权内涵之积极请求权的法律诉求可能会摧毁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

这一思想上的转变对于人类社会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传统产生了剧烈的冲击[19]。当个体在生活中无法再体验到幸福，并且他赖以判断幸福的标准所需的条件在现实中无法再现的时候，个体有权利选择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死亡，因为对于这里的个体而言，这种选择对他来说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关键权益。

如果截肢断臂、移心造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这一目的，那么，它会通过这些行为去实现自己的目的。正如学者所主张的：民法在人格权冲突面前确立利益和价值选择基准，首先就要确立人的价值，确立以人为本的基准[40]。如果承认个体对人格要素的实现以全面的自决权，甚至还可能导致个体在民法上获得关于劳动权、居住权、健康权等权利诉求的法律依据[12]。因此，注重实践的罗马法将家庭视为其调整的核心对象就再合理不过。

事实上，个体在特定情形下积极行为以实现其人格利益的理论与实践，已经突入了康德以来将生命等人格要素，视为绝对不容依个体自由意志以积极行为来实现的理论阵地，器官移植等直接关系人格要素的行为已经获得法律上的支持。依据传统民法基本理论，请求权可以区分为独立请求权（Selbst?ndige Ansprüche）和非独立请求权（Unselbat?ndigeAnsprüche）：前者如债权或亲属法上的抚养请求权等，这种类型的请求权不依赖于其他权利而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该种权利可独立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行为。这样，问题的重心将转移到关于个体所处现代社会背景的历史考察之中，借此审查传统伦理性法律人格相较现在所发生的变化，以检讨当下法律关于人格立法的得失，并重新确立个体对人格要素所享有的权利。尽管个体在特定情况下是否享有关于生命的自决权，德国的相关司法实践依然犹疑不定[38]

那么，我们时代所发生的对人格内涵的变更有重要意义的变化是什么情形呢？在21世纪的现代人看来，影响当代生活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莫如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来袭。对于该权利的宪法保护，依据德国宪法理论与相应的司法实践，主要是通过以下方式以确定所谓的保护领域来实现的：一是保护免受干扰的权利，即实现个体的同一性。

自决权就历史上已经发生并存在过的法律人格制度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看，它所关注的对象实际上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的蜕变。由于现代人承受痛苦的能力较之以往大为减弱，因此他们对特定情形下的痛苦经历的恐惧，如前述由于生命科技的进步使得生命无原则的延长等，又甚于死亡本身[20]。

如果法律因为畏惧变革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拒绝主体因为时代发展所主张的正当性权利要求，其无疑是将自己置于作为目的本身即人的对立面。也正是这种以人之实现为目的的法律上之伦理关怀，因为现代科技文明与由此引发的整个时代背景的变化，对传统的人格立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格权特质，提出了严正的挑战。在体验权益已经没有实现可能的前提下，活着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比死亡本身更为恐惧的事情。因此，尽管宪法上的一般人格基本权与民法领域的一般人格权存在前述区分，但是实践中，这种区分已经逐渐开始变得模糊了。易言之，不能因人格权的防御性权利特征而拒绝该其内涵的积极请求权（positive Ansprüche）的权利属性[28]。事实上，前述德国宪法司法实践发展出来的一般人格基本权，实质上就是传统人格理论关于人格权是防御性权利这一观点的突破。

继承康德思想而对《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有直接影响的萨维尼，也担心在制定法中规定关于个体对其人格要素的一般权利会导致自杀权的产生，因此他仅仅支持在制定法中对人格要素需通过具体的保护性条款予以保护[8]。《德国民法典》秉承了启蒙主义以来关于人之尊严的思想，同时它受到康德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

一方面，个体并不是作为一个孤独的独立存在，准确地来说，个体是生活在关系中的独立存在，因此个体的行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所在的共同体相协调。他一方面认为以人为目的的法律应该对人之为人的人格要素以法律保障。

但不管是哪种形式的立法模式，都在给予生以特别关注的同时竭力避免死，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它们在实质上并无多大差别。这种限制是，国家只能在同时满足下述条件时才能侵犯公民的一般人格基本权（公民的自决权），即依据符合规范明确性原则的法律（议会保留）。

这两项判断标准具体包括：体验权益（experiential interests）和关键权益（criticalinterests），前者重在过程给个体以快的感受，后者重在一种关键性判断从而断定其生活是否会因此而更加快或不快[35]。在此后的宪法实践中，该项权利被进一步深入解读并逐渐发展出包括自我定义权、性自决权、信息决定权、个性自决权以及其他自决权等权利类型。并且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也有严格的限制，即所谓的对限制的限制（Schranken-Schran-ken）。就人的思维内容来看，人精神活动的内容必然以外在世界的活动成果为基础，或者以之作为反思对象，或者以之作为进一步推理的基础所在。

近代以来形成的传统民法理论关于使之成其为人并尊重人之为人的人文关怀在现在看来，不应仅仅被理解为：生命等人格要素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允许任何人予以任何形式的侵凌，即使个体可以证明其的确是因为绝症的折磨而苟延残喘，他明确希望自己或借他人之手早日摆脱痛苦。因为人之为人的人格要素在这一阶段被发现并且得到自然法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的极力鼓吹，法律所关注的对象随着社会的剧变实现了由家庭到个体的转变。

如果承认个体对人格要素的实现以全面的自决权，甚至还可能导致个体在民法上获得关于劳动权、居住权、健康权等权利诉求的法律依据[12]。一方面，传统伦理性法律人格立法以实现人作为它的目的，另一方面它又无法为处于极端痛苦之中的人提供现实的摆脱痛苦的有效方法。

因为，法律必须在兼顾公共利益的同时，深切关怀个体的真实感受并给予其充分的保护。它必须关注‘个性，或者对‘个人情感和个人利益给予最大可能限度的考虑。

四、时代背景变迁下赋予个体自决权的正当性分析生命作为法律人格甚至是个体存在的首要前提，无论是在康德时代，还是在目前状态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具有不得侵犯的崇高价值。非婚生子女要求其母亲告知生父姓名或母亲怀孕期间与其发生过性行为的男子们的姓名的权利等。传统伦理型法律人格的权利要求以生命的保全和促进为依归，以此为基调建立起来的传统权利体系，无论是财产权或是人身权的目的都是为了使生命更为美好。科技对现代人的深刻影响，除反映在生命科技领域外，亦反映在人关于彼岸世界的认知。

这样的法律的命运正如贝卡利亚（Beccaria）所说的那样，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情感的法律的命运，就同一座直接横断河流的堤坝一样，或者被立即冲毁，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涡所侵蚀，并逐渐地溃灭。因此，这一时期的人格立法，在本质上都是以生命的维系和保全作为共同追求，只是实现的手段大相径庭罢了。

[11]生命科技在实践科技征服世界、造福人类这一使命的同时，也突入了传统伦理道德的禁区。生命科技的思维逻辑是：作为对象的身体健康运行是生命科技的目的，生命科技以身体本身为研究和实践对象，通过不断深化其对身体的认识来确保发生故障的对象能获得最大的修复。

当然，个体主张关于人格要素的自决权并不意味着其可任意行为，这必然因社会的发展而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因此，如果这种制度赖以存在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则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亦应及时调整，以体现变化了的时代背景与生活在新时代背景下之主体的权利要求。